无攻越，越猛虎也（《吕氏春秋。顺氏》：齐庄子请攻越，问于和子，和子曰：先君有遗令云云。庄子曰：「虽猛虎也，而今已死矣。」」案田常与句践同时，知先君是田常也。）。

臣闻之，臣疑其君，无不危国；妾疑其夫，无不危家。今有大臣于陛下，擅利擅害，与陛下无异，此甚不便。昔者司城子罕相宋，身行刑罚，以威行之，期年遂劫其君。田常为简公臣，爵列无敌于国，私家之富与公家均，布惠施德，下得百姓，上得群臣，阴取齐国，杀宰予于庭，即弑简公于朝，遂有齐国，此天下所明知也。今高有邪佚之志，危反之行，如子罕相宋也；私家之富，若田氏之于齐也；兼行田常、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，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也。陛下不图，臣恐其为变也（《史记·李斯传》）。

读《春秋》者，先明大义，其次观世变。所谓世变者何也？《春秋》之始，是世道之一变也。《春秋》之终，是世道之一变也。刘知几乃云：孔子述史始于尧典，终于获麟，盖书之终，春秋之始。孔子述《书》至文侯之命而终者，文侯之命，平王之始年也。隐公之初，平王之末年也。平王之始，不共戴天之雠未报，而其命文侯之辞曰：「汝多脩，捍我于艰」。患已弭矣。「用赉尔秬，鬯一㔽」。功已报矣。「其归视尔师，宁尔邦国」。无复事矣。即此一编而观之，已无兴复之望，然而圣人犹不忍绝也。盖迟之四十九年，而无复一毫振起之意，圣人于是绝望矣。由是而上则为西周，由是而下则为春秋，此独非世道一变之会乎？此《春秋》之所以始也。入春秋而楚始横，然犹时有胜负也。盖至于获麟之前岁，而吴以被发文身之俗，偃然与晋侯为两伯矣。入春秋而大夫强，然犹未至于窃位也。盖至于获麟之岁，而齐陈常弑其君，齐自是为田氏矣。在鲁则自季孙逐君之后，鲁国之政尽在三家，而鲁君如赘旒矣。在晋则自赵鞅入绛之后，晋国之政尽在六卿，而赵籍、韩虔、魏斯为诸侯之渐已具矣。向也南蛮之交于中国者，其大莫如楚，而今也以望国东方之鲁，而奔走于偏方下国之越，以求自安矣。向也诸侯犹有伯，而今也伯主不竞，而诸侯之争城争地者，日以扰扰，而无一息宁矣。故自获麟之前，其世变为春秋；自获麟之后，其世变为战国，此又非世道一变之会乎？是《春秋》之所终也。然不特此也，合《春秋》一经观之，则有所谓隐、桓、庄、闵之《春秋》，有所谓僖、文、宣、成之《春秋》，有所谓襄、昭、定、哀之《春秋》。伯主未盛之时，庄之十三年而会于北杏，二十七年而同盟于幽，于是合天下而听命于一邦矣。合天下而听命于一邦，古无有也。僖之元年而齐迁邢，三年城卫，四年伐楚，五年会世子，九年盟葵丘，而安中夏攘强暴之权皆在伯主矣。伯主之未兴，诸侯无所统也，而天下犹知有王。故隐、桓之《春秋》各书王。伯主之既兴，诸侯有所统也，而天下始不知有王。故僖文以后之《春秋》，其书王者极寡。伯主之兴，固世道之一幸，而王迹之熄，独非世道之衰邪？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，小白卒而楚始横，中国无伯者十馀年。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战，于是中国之伯，昔之在齐桓者，今转而归晋文矣。晋襄继之，犹能嗣文之业，灵成景厉，不足以继；悼公再伯，而得郑驾楚，尚庶几焉。自是而后，晋伯不竞，盖至于襄之廿七年，而宋之会，晋楚之从，交相见。昭之元年，而虢之会，再读旧书，于是晋楚夷矣。四年而楚灵大会于申，实用齐桓召陵之典，晋盖不预中国之事者十年。平丘之盟，虽曰再主夏盟，而晋之会诸侯，由是止鄢陵，以后参盟见矣。参盟见，而后诸侯无主盟者矣。天下之有伯，非美事也。天下之无伯，非细故也。天下之无伯，而《春秋》终焉。故观隐、桓、庄、闵之《春秋》，固已伤王迹之熄。观襄、昭、定、哀之《春秋》，尤以伤伯业之衰，此特其大者耳。其他如荆人来聘，荆蛮之臣始未有名字也，于后则名氏著于经矣。无骇挟卒，诸侯之大夫，始未有书氏也，于后则有生而名氏著矣。始也诸侯盟诸侯，于后则大夫盟诸侯矣。始也诸侯自相盟，于后则大夫自相盟矣。始也诸侯僭天子，于后则大夫僭诸侯矣。始也大夫窃诸侯之柄，于后则陪臣据大夫之邑矣。会《春秋》一经观之，大抵愈趋愈下，愈久愈薄，溯之而上，则文、武、成、康之盛，可以接尧舜之传。沿之而下，则七雄分裂之极，不至于秦不止。后之作编年通鉴者，托始于韩、赵、魏之为诸侯，其亦所以继《春秋》之后欤！学《春秋》者，既能先明大义，以究理之精；又能次观世变，以研事之实，《春秋》一经，亦思过半矣。

臣闻忠无不报，信不见疑，臣常以为然，徒虚语耳！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，白虹贯日，太子畏之；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，太白食昴，昭王疑之。夫精诚变天地，而信不谕两主，岂不哀哉！今臣尽忠竭诚，毕议愿知，左右不明，卒从吏讯，为世所疑。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，而燕秦不寤也。愿大王熟察之。昔玉人献宝，楚王诛之；李斯竭忠，胡亥极刑。是以箕子阳狂，接舆避世，恐遭此患。愿大王察玉人、李斯之意，而后楚王胡亥之听，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。臣闻比干剖心，子胥鸱夷，臣始不信，乃今知之。愿大王熟察，少加怜焉！语曰：白头如新，倾盖如故。何则？知与不知也。故樊于期逃秦之燕，藉荆轲首以奉丹事；王奢去齐之魏，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。夫王奢樊于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，所以去二国，死两君者，行合于志，而慕义无穷也。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，为燕尾生；白圭战亡六城，为魏取中山。何则？诚有以相知也。苏秦相燕，人恶之于燕王，燕王按剑而怒，食以駃騠；白圭显于中山，人恶之于魏文侯，文侯投以夜光之璧。何则？两主二臣，剖心析肝相信，岂移于浮辞哉！故女无美恶，入宫见妒；士无贤不肖，入朝见嫉。昔者司马喜膑脚于宋，卒相中山；范雎摺胁折齿于魏，卒为应侯。此二人者，皆信必然之画，捐朋党之私，挟孤独之交，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。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，徐衍负石入海，不容身于世，义不苟取比周于朝，以移主上之心。故百里奚乞食于路，穆公委之以政；宁戚饭牛车下，而桓公任之以国。此二人岂素宦于朝，借誉于左右，然后二主用之哉？感于心，合于意，坚如胶漆，昆弟不能离，岂惑于众口哉？故偏听生奸，独任成乱。昔鲁听季孙之说而逐孔子，宋信子冉之计囚墨翟。夫以孔墨之辩，不能自免于谗谀，而二国以危。何则？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。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，齐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。此二国岂拘于俗，牵于世，系奇偏之辞哉？公听并观，垂明当世。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，由余子臧是矣；不合则骨肉为雠敌，朱象管蔡是矣。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，后宋鲁之听，则五霸不足侔，三王易为比也。是以圣王觉悟，捐子之之心，而不悦田常之贤，封比干之后，修孕妇之墓，故功业覆于天下。何则？欲善无厌也。夫晋文公亲其雠而彊霸诸侯，齐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。何则？慈仁殷勤，诚嘉于心，此不可以虚辞借也。至夫秦用商鞅之法，东弱韩魏，立彊天下，而卒车裂之。越用大夫种之谋，禽劲吴而霸中国，遂诛其身。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，于陵子仲辞三公，为人灌园。今人主诚能去骄慠之心，怀可报之意，披心腹，见情素，隳肝胆，施德厚，终与之穷达，无爱于士，则桀之狗可使吠尧，而蹠之客可使刺由，何况因万乘之权，假圣王之资乎！然则荆轲湛七族，要离燔妻子，岂足为大王道哉！臣闻明月之珠，夜光之璧，以暗投人于道，众莫不按剑相眄者，何则？无因而至前也。蟠木根柢，轮囷离奇，而为万乘器者，何则？以左右先为之容也。故无因而至前，虽出隋侯之珠，夜光之璧，秪足结怨而不见德；故有人先谈，则枯木朽株，树功而不忘。今天下布衣穷居之士，身在贫贱，虽蒙尧舜之术，挟伊管之辩，怀龙逢比干之意，欲尽忠当世之君，而素无根柢之容，虽竭精神，欲开忠信，辅人主之治，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。是使布衣之士，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。是以圣王制世御俗，独化于陶钧之上，而不牵乎卑辞之语，不夺乎众多之口。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，以信荆轲之说，而匕首窃发；周文猎泾渭，载吕尚而归，以王天下。秦信左右而亡，周用乌集而王。何则？以其能越拘挛之语，驰域外之义，独观于昭旷之道也。今人主沈谄谀之辞，牵于帷墙之制，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皂，此鲍焦所以忿于世而不留富贵之乐也。臣闻盛饰入朝者，不以私污义；砥厉名号者，不以利伤行。故里名胜母，曾子不入；邑号朝歌，墨子回车。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，诱于威重之权，胁于位势之贵，回面污行，以事谄谀之人，而求亲近于左右，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薮之中耳，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！

臣闻邹子曰：「政教文质者，所以云救也，当时则用，过则舍之，有易则易之，故守一而不变者，未睹治之至也」。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，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，调五声使有节族，杂五色使有文章，重五味方丈于前，以观欲天下。彼民之情，见美则愿之，是教民以侈也。侈而无节，则不可赡，民离本而侥末矣。末不可徒得，故搢绅者不惮为诈，带剑者誇杀人以矫夺，而世不知愧，故奸轨浸长。夫佳丽珍怪固顺于耳目，故养失而泰，乐失而淫，礼失而采，教失而伪。伪、采、淫、泰，非所以范民之道也。是以天下人民逐利无已，犯法者众。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，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。心既和平，其性恬安。恬安不营，则盗贼销；盗贼销，则刑罚少；刑罚少，则阴阳和，四时正，风雨时，草木畅茂，五谷蕃孰，六畜遂字，民不夭厉，和之至也。

臣闻周有天下，其治三百馀岁，成、康其隆也，刑错四十馀年而不用。及其衰，亦三百馀年，故五伯更起。伯者，常佐天子兴利除害，诛暴禁邪，匡正海内，以尊天子。五伯既没，贤圣莫续，天子孤弱，号令不行。诸侯恣行，强陵弱，众暴寡。田常篡齐，六卿分晋，并为战国，此民之始苦也。于是强国务攻，弱国修守，合从连衡，驰车击毂，介胄生虮虱，民无所告诉。

及至秦王，蚕食天下，并吞战国，称号皇帝，一海内之政，坏诸侯之城。销其兵，铸以为钟虡，示不复用。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，逢明天子，人人自以为更生。乡使秦缓刑罚，薄赋敛，省徭役，贵仁义，贱权利，上笃厚，下佞巧，变风易俗，化于海内，则世世必安矣。秦不行是风，循其故俗，为知巧权利者进，笃厚忠正者退，法严令苛，谰谀者众，日闻其美，意广心逸。欲威海外，使蒙恬将兵以北攻强胡，辟地进境，戍于北河，飞刍挽粟以随其后。又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攻越，使监禄凿渠运粮，深入越地，越人遁逃。旷日持久，粮食乏绝，越人击之，秦兵大败。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。当是时，秦祸北构于胡，南挂于越，宿兵于无用之地，进而不得退。行十馀年，丁男被甲，丁女转输，苦不聊生，自经于道树，死者相望。及秦皇帝崩，天下大叛。陈胜、吴广举陈，武臣、张耳举赵，项梁举吴，田儋举齐，景驹举郢，周市举魏，韩广举燕，穷山通谷，豪士并起，不可胜载也。然本皆非公侯之后，非长官之吏，无尺寸之势，起闾巷，杖棘矜，应时而动，不谋而俱起，不约而同会，壤长地进，至乎伯王，时教使然也。秦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灭世绝祀，穷兵之祸也。故周失之弱，秦失之强，不变之患也。

今徇南夷，朝夜郎，降羌僰略秽州，建城邑，深入匈奴，燔其龙城，议者美之。此人臣之利，非天下之长策也。今中国无狗吠之警，而外累于远方之备，靡敝国家，非所以子民也。行无穷之欲，甘心快意，结怨于匈奴，非所以安边也。祸挐而不解，兵休而复起，近者愁苦，远者惊骇，非所以持久也。今天下锻甲摩剑，矫箭控弦，转输军粮，未见休时，此天下所共忧也。夫兵久而变起，事烦而虑生。今外郡之地或几千里，列城数十，形束壤制，带胁诸侯，非宗室之利也。上观齐晋所以亡，公室卑削，六卿大盛也；下览秦之所以灭，刑严文刻，欲大无穷也。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，地几千里非特闾巷之资也，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，以逢万世之变，则不可胜讳也（《汉书·严安传》，又《史记·主父偃传》，少篇首二百七十七字。）。

人之最难测者情也，情而果易测，则其黑白之辨，虽匹夫可与知之。惟其有所不可测者，虽明智之人，于此亦不能无惑也。今一人焉，或以为善，亦或以为恶。人一也，而或谓善，或谓恶，此惟不烛其里而观其外，宜其善恶有所难决也。故君子莫大乎察情以见隐，而天下难决之理得矣。昔荀彧实为操之谋臣，及操议九锡，而彧乃死之。故或谓其助操倾汉，亦或谓其忠于汉，而终不得其的，此不原其情以求其故尔。且彧之是非所难辨者，岂非以其死生之际欤？尝谓彧之死，盖有隐晦之意焉，而世莫之测也。且彧之附操，其朝夕所与谋者，莫非规图天下之计也。及功粗成，操急谋九锡，而彧乃以忧恚死，此其故何哉？且彧所与操主谋者，盖有不可得而隐者，是欲使之挟汉之权以殖己势，而收己功，而阴伏其所以取之之机，持以岁月，优游不迫而徐待之。功高势极，则神器自至而人不知，天下后世亦将无以议吾篡。而操不能忍于朝夕，速欲得志，以自暴露其奸状，事未集而天下已明其欺孤之迹而议其后，彧亦将与同陷不义之域，此其所以深惜痛恨，以至于死，盖有以也。夫功被万物，而无欲得之心，迟久而天下自至者，三王之事也。今乃欲借圣人无心之迹，以行田常、王莽篡窃之志，是诚何心欤！昔汤放桀而曰：「缵禹旧服」。武王伐纣而曰：「于汤有光」。伐人之子孙而曰缵其服而且有光，惟其志于援天下，而无心于得天下者能之。汤武惟无心于得，故虽以伐取而不为嫌；苟其有心于得之，虽欲徐取之，使人莫之觉，而罪终不可掩。盖世有操刀而戕人者，而彼又教以徐毙之，使人莫之觉，抑又甚矣。语曰：「兵莫憯于志，镆铘为下」。今必以情而听小大之狱，则荀彧之罪当加于曹操之一等矣。昔鲁悼公之丧季昭子，谓孟敬子曰：「礼为君何食」？「食粥，达礼也。吾三家之不能安公室，四方莫不闻矣，勉而为瘠则吾能，无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？我则食食」。夫三家虽均为得罪，而敬子之罪则少瘳矣。何者？犹愈于伪也。今也借人之势以窥伺人之国，而又能以不惜北面就人臣之位，以待神器之至，是礼也，荀彧必有以处之矣。或谓彧之事有合于文王之心者，而实不知操之终取汉也。夫文王岂挟商之势以取商也哉？且其制变，秋毫无遁情，而岂不知操者？祢衡谓：「彧可借面吊丧」，刘备闻彧死，亦曰：「老贼不死，祸难未已」。彼目击其事，意者必有以见其情欤！

三代之赏臣下以爵。不以地。不以器。迨夫后世君弱臣强。拨去古法。能立一功者。先伺君地焉。能立一勋者。先窥君器焉。由是于鲁有三桓。于齐有田常。于楚有白公。是赏过有僭生焉。甚者夺主。从来尚矣。且姬之列侯。守其本封。胜其主爵。锡之以鈇钺。分之以钟彝。休戚其民。生杀于国。其贵已极矣。遇天下无事。则行其德化。奉其贡职。居则待乎巡狩。行则赴于会同。遇天下有事。则申之以钟鼓。行之以征伐。上以定王室。下以正诸侯。真侯伯之职业也。是常节也。苟周天子有赐。宜以德让之。岂当更受其地也。苟让不获听。受之者其爵可也。其器可也。且天子之地方千里。不千里则不足以待诸侯。诸侯之地既侵天子之甸。犹削枝者必及乎干。剸肉者必至乎骨。何者。势使之然也。如晋文既定襄王于郏鄏。王劳之以地。阳人不服。晋侯围之。乃辱其宗祊。苦其人民。虐其甥舅。呜乎。其亦不仁矣。是晋文虽有入天子之功。而有凌天子之威也。当王之赐。宜让曰。臣重耳以眇眇之德。处专征之任。遇翟寇肆虐。天王少违宗庙。臣敢兴下国之师。杀凶臣。定王室。乃臣之常也。不足赏也。苟天王特念小伐。不寘诸刑。列唐叔之祚。获臣有奉。为赏厚矣。苟以畿内之地为臣之邑。是上滥其赐。下僭其受也。虽天王之荐宠臣。其若宗庙之灵百姓之心后世之罪何。而晋文曾不是让。又请隧焉。岂内轻衰周之凌迟。外恃诸侯之强盛而为耶。殊不知周王之尚守乎典礼也。且王曰。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。规方万里焉。以为甸服。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。以备百姓兆民之用。且王之所赐田。皆在周甸也。王明知在甸内。与乎晋者。是力不足制晋也。如力足制晋。肯以规方千里之内地与夫诸侯哉。是王之语晋侯以规方千里者。讥其受地也。文公不悟。卒而受之。呜乎。文公之霸也。有召君之讥。请隧之僭。不为甚矣。甚者在阳樊也。

读《春秋》者，先明大义，次观世变。所谓世变者何也？《春秋》之始，是世道之一变；《春秋》之终，是世道之一变。刘知几有云，孔子述史始于《尧典》，终于获麟，盖《书》之终，《春秋》之始。孔子述《书》至《文侯之命》而终，文侯之命，平王之初年也。隐公之初，平王之末年也。平王之始，申侯与犬戎其攻宗周而弑幽王。则申侯者，王法必诛、不赦之贼，平王与其臣庶不共戴天之雠也。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，知其立己为有德，而不知其弑父为可怨，至使复雠讨贼之师，反为报施酬恩之举，则其忘亲逆理而得罪于天亦已甚矣。其命文侯之辞曰：「汝多修整我干戈，捍我于艰，患已弭矣，用赉尔秬鬯一卤；功已报矣，其归视师，宁尔邦国，无复事矣」。即此一篇而观之，已无兴复之望，然其意尤有所望也。盖迟四十九年之久，无复一发振起之意，圣人于刑赏之权，不复望于有周也决然矣。由是而下，则为春秋之始，独非世道一变之会与！王道衰微，霸不复振。春秋之终，夷狄强横，然世犹有胜负也。至于荆楚横衡，已为中国之害，甚至断发文身之俗，偃然与晋侯为两霸矣。入春秋已来，诸侯大夫各有定位也，至获麟之岁，齐陈恒执齐国之柄，而弑简公之兆已萌矣；鲁自季孙逐君之后，鲁国政柄尽在三家，而陪臣执国命之渐已著矣；晋自赵鞅入国之后，晋国政权尽在六卿，则韩、赵、魏为诸侯之渐，不于是而见乎！向也夷狄交于中国，莫有如楚之暴逆，厥后秉礼之鲁，奔走于偏方，下国之越，以求一朝之安，此夷狄强横之甚，而中国不能制也。今伯主不竞，而诸侯之争城争地者干戈扰攘，而无一息之宁矣。获麟之前，世变为春秋，获麟之后，世变为战国，庸非世道一变之会耶？是《春秋》之所以终也。然不特此也，合《春秋》一经而观之，有所谓隐、桓、庄、闵之《春秋》，有所谓僖、文、宣、成之《春秋》，有所谓襄、昭、定、哀之《春秋》。霸主未盛之时也，庄之十三年会于杏，二十七年而同盟于幽，于是合天下而听命于一邦也；合天下而听命于一邦，古无有也。僖之元年而齐迁邢，二年而城邢，四年而伐楚，五年而会王世子，九年盟于葵丘，安中夏、攘夷狄之权，皆在伯主之未兴，诸侯无所统，而天下犹知有王政。故隐、桓之《春秋》多书王霸主之既兴，诸侯有所统，而天下始不知有天王，故僖、文以后之《春秋》书王极寡。伯主之兴，固世道之一幸，而王迹之熄，独非世道之衰耶？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，小白卒而楚始横，中国无伯十馀年。二十八年，而有城濮之战，则中国之霸在齐桓者今得而归晋文矣；晋襄继之，犹能嗣文公之业；灵、成、景、厉不足以绍先绪；悼公再霸而得郑、楚，尚庶几焉。自是而后，晋伯不复振，至于晋平，能明义以驭夷，则区区一楚，将屏伏退听之不暇，安能逞其强如此之甚哉！昭之元年于虢之会，中国分为晋、楚之从矣。四年，楚灵大会于申，实用齐桓召陵之礼，举六王、二公之事，堂堂华夏之区，咸听命于夷狄矣。十年，平丘之盟，虽曰再主夏盟，而晋之德则不竞，天下之诸侯参盟见矣。参盟见而诸侯无主盟者，则天下无所统一也；无所统一，则天下之无伯也；无霸，则春秋终矣。天下无王，《春秋》固已伤王迹之熄，天下无霸，此尤世道之大不幸。其他如荆人来聘，夷狄之臣未有名氏也；屈完来盟称字，著于经矣；无骇侠卒，诸侯之大夫始而书名，未有书氏者，今则有生而氏者矣；始也诸侯盟诸侯，于后则大夫盟诸侯矣；始也诸侯自相盟，于后则大夫自相盟矣；始也诸侯僭天子，今则大夫僭诸侯矣；始也大夫窃诸侯之柄，于后则陪臣据大夫之邑矣。合《春秋》一经观之，愈趍愈下，愈久愈薄。逆之而上，则文、武、成、康之盛，可以接尧舜之传，所以昭文德也；沿之而下，则七雄分裂，吞并于秦，不至于极不止也，无以威不轨也。后之作《通鉴》编年者托始韩、赵、魏之为诸侯，亦所以继《春秋》之后欤。学《春秋》者既能先明大义以究道理之精微，又能历观时变以稽时事之得失，则《春秋》一经亦思过半矣！

太史迁云，颜回虽笃行，不遇仲尼，不能彰其名也。故五尺之童，德拟大圣，使在他门，未或及此也。夫甘罗少回六岁，获河东五城，万乘郊迎而佩印，虽所弘非道义，然当秦之时，染诈谖之风也。使罗在孔门，治丘之训，亦可闻一知十孚？曰未必也。昔齐欲伐鲁，回求说陈常，而孔子不许，遂使子贡。子贡一出，破齐强晋，亡吴霸越存鲁也。夫颜子与赐，程智比才，相校以十；至于此事，而丘不使也（《御览》四百四十七）。

昔夏殷周之历世数十，而秦二世而亡。何则？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，故天下同其忧；秦王独制其民，故倾危而莫救。夫与人共其乐者，人必忧其忧；与人同其安者，人必拯其危。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，故与人共治之；知独守之不能固也，故与人共守之。兼亲疏而两用，参同异而并进。是以轻重足以相镇，亲疏足以相卫，并兼路塞，逆节不生。及其衰也，桓文帅礼；苞茅不贡，齐师伐楚；宋不城周，晋戮其宰。王纲弛而复张，诸侯傲而复肃。二霸之后，寖以陵迟。吴楚凭江，负固方城，虽心希九鼎，而畏迫宗姬，奸情散于胸怀，逆谋消于唇吻，斯岂非信重亲戚，任用贤能，枝叶硕茂，本根赖之与？自此之后，转相攻伐。吴并于越，晋分为三，鲁灭于楚，郑兼于韩。暨乎战国，诸姬微矣，唯燕卫独存。然皆弱小，西迫强秦，南畏齐、楚，救于灭亡，匪遑相恤。至于王𧹞，降为庶人，犹枝干相持，得居虚位。海内无主，四十馀年。秦据势胜之地，骋谲诈之术，征伐关东，蚕食九国。至于始皇，乃定天位。旷日若彼，用力若此，岂非深根固蒂，不拔之道乎？《易》曰：「其亡其亡，系于苞桑」。周德其可谓当之矣。秦观周之弊，将以为以弱见夺，于是废五等之爵，立郡县之官，弃礼乐之教，任苛刻之政。子弟无尺寸之封，功臣无立锥之土，内无宗子以自毗辅，外无诸侯以为蕃卫。仁心不加于亲戚，惠泽不流于枝叶，譬犹芟刈股肱，独任胸腹；浮舟江海，捐弃楫棹。观者为之寒心，而始皇晏然，自以为关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岂不悖哉！是时，淳于越谏曰：「臣闻殷、周之王，封子弟功臣，千有馀岁。今陛下君有海内，而子弟为匹夫，卒有田常六卿之臣，而无辅弼，何以相救？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，非所闻也」。始皇听李斯偏说而绌其义。至身死之日，无所寄付，委天下之重于凡夫之手，托废立之命于奸臣之口，至令赵高之徒，诛锄宗室。胡亥少习剋薄之教，长遵凶父之业，不能改制易法，宠任兄弟，而乃师谟申商，咨谋赵高，自幽深宫，委政谗贼，身残望夷，求为黔首，岂可得哉？遂乃郡国离心，众庶溃叛，胜广唱之于前，刘项毙之于后。向使始皇纳淳于之策，抑李斯之论，割裂州国，分王子弟，封三代之后，报功臣之劳，土有常君，民有定主，枝叶相扶，首尾为用，虽使子孙有失道之行，时人无汤武之贤，奸谋未发，而身已屠戮，何区区之陈项，而复得措其手足哉？故汉祖奋三尺之剑，驱乌集之众，五年之中，而成帝业。自开辟以来，其兴功立勋，未有若汉祖之易者也。夫伐深根者难为功，摧枯朽者易为力，理势然也。汉鉴秦之失，封植子弟。及诸吕擅权，图危刘氏，而天下所以不能倾动，百姓所以不易心者，徒以诸侯强大，盘石胶固，东牟朱虚授命于内，齐代吴楚作卫于外故也。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，忽先王之制，则天下已传，非刘氏有也。然高祖封建，地过古制，大者跨州兼域，小者连城数十，上下无别，权侔京室，故有吴楚七国之患。贾谊曰：「诸侯强盛，长乱起奸。夫欲天下之治安，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。令海内之势，若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则下无背叛之心，上无诛伐之事」。文帝不从。至于孝景，猥用朝错之计，削黜诸侯。亲者怨恨，疏者震恐，吴楚唱谋，五国从风。兆发高祖，衅成文景，由宽之过制，急之不渐故也。所谓末大必折，尾大难掉。尾同于体，犹或不从，况乎非体之尾，其可掉哉？武帝从主父之策，下推恩之命。自是之后，齐分为七，赵分为六，淮南三割，梁代五分，遂以陵迟，子孙微弱，衣食租税，不豫政事，或以酎金免削，或以无后国除。至于成帝，王氏擅朝。刘向谏曰：「臣闻公族者，国之枝叶。枝叶落，则本根无所庇荫。方今同姓疏远，母党专政，排摈宗室，孤弱公族，非所以保守社稷，安固国嗣也」。其言深切，多所称引。成帝虽悲伤叹息而不能用。至乎哀平，异姓秉权，假周公之事，而为田常之乱。高拱而窃天位，一朝而臣四海，汉宗室王侯，解印释绶，贡奉社稷，犹惧不得为臣妾，或乃为之符命，颂莽恩德，岂不哀哉！由斯言之，非宗子独忠孝于惠文之閒，而叛逆于哀平之际也，徒以权轻势弱，不能有定耳。赖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，禽王莽于已成，绍汉祀于既绝，斯岂非宗子之力耶？而曾不鉴秦之失策，袭周之旧制，踵亡国之法，而侥倖无疆之期。至于桓灵，奄竖执衡，朝无死难之臣，外无同忧之国，君孤立于上，臣弄权于下，本末不能相御，身手不能相使。由是天下鼎沸，奸凶并争，宗庙焚为灰烬，宫室变为蓁薮。居九州之地，而身无所安处，悲夫！魏太祖武皇帝，躬圣明之资，兼神武之略，耻王纲之废绝，悯汉室之倾覆，龙飞谯沛，凤翔衮豫，扫除凶逆，剪灭鲸鲵。迎帝西京，定都颍邑。德动天地，义感人神。汉氏奉天，禅位大魏。大魏之兴，于今二十有四年矣。观五代之存亡，而不用其长策；睹前车之倾覆，而不改其辙迹。子弟王空虚之地，君有不使之民；宗室窜于闾阎，不闻邦国之政。权均匹夫，势齐凡庶，内无深根不拔之固，外无盘石宗盟之助，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代之业也。且今之州牧、郡守，古之方伯、诸侯，皆跨有千里之土，兼军武之任，或比国数人，或兄弟并据。而宗室子弟，曾无一人閒厕其閒，与相维持，非所以强干弱枝，备万一之虑也。今之用贤，或超为名都之主，或为偏师之帅。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县之宰，有武者必置于百人之上，使夫廉高之士，毕志于衡轭之内，才能之人，耻与非类为伍，非所以劝进贤能，褒异宗族之礼也。夫泉竭则流涸，根朽则叶枯。枝繁者荫根，条落者本孤。故语曰：「百足之虫。至死不僵，扶之者众也」。此言虽小，可以譬大。且墉基不可仓卒而成，威名不可一朝而立。皆为之有渐，建之有素。譬之种树，久则深固其根本，茂盛其枝叶。若造次徙于山林之中，植于宫阙之下，虽壅之以黑坟，暖之以春日，犹不救于枯槁，何暇繁育哉？夫树犹亲戚，土犹士民，建置不久，则轻下慢上，平居犹惧其离叛，危急将如之何？是圣王安而不逸，以虑危也；存而设备，以惧亡也。故疾风卒至，而无摧拔之忧；天下有变，而无倾危之患矣。

献帝崎岖危乱之间，飘泊万里之衢，萍流蓬转，险阻备经，自古帝王，未之有也。观其天性慈爱，弱而神惠，辅之以德，真守文令主也。曹氏始于勤王，终至滔天，遂力制群雄，负鼎而趋。然因其利器，假而不反，回山倒海，遂移天日。昔田常假汤武而杀君，操因尧舜而窃国，所乘不同，其盗贼之身一也。善乎庄生之言：「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。侯之门，仁义在焉」。信矣（《御览》九十二）。

案道经之作，著自西周，佛经之来，始乎东汉，年逾八百，代悬数十。若谓黄老虽久，而滥在释前，是吕尚盗陈恒之齐，刘季窃王莽之汉也。

经云，戎气强犷，乃复略人颊车邪？又夷俗长跽，法与华异，翘左跂右，全是蹲踞。故周公禁之于前，仲尼戒之于后。又舟以济川，车以征陆，佛起于戎，岂非戎俗素恶邪？道出于华，岂非华风本善邪？今华风既变，恶同戎狄，佛来破之，良有以矣？佛道实贵，故戒业可遵；戎俗实贱，故言貌可弃。今诸华士女，民族弗革，而露首偏踞，滥用夷礼，云于剪落之徒，全是胡人，国有旧风，法不可变。

又若观风流教，其道必异，佛非东华之道，道非西戎之法，鱼鸟异渊，永不相关，安得老、释二教，交行八表。今佛既东流，道亦西迈，故知世有精粗，教有文质。然则道教执本以领末，佛教救末以存本。请问所异，归在何许？若以剪落为异，则胥靡剪落矣。若以立像为异，则俗巫立像矣。此非所归，归在常住。常住之象，常道孰异？

神仙有死，权便之说。神仙是大化之总称，非穷妙之至名。至名无名，其有名者二十七品，仙变成真，真变成神。或谓之圣，各有九品，品极则入空寂，无为无名。若服食茹芝，延寿万亿，寿尽则死，药极则枯，此修考之士，非神仙之流也（《南史·顾欢传》）。

熙宁四年二月□日，殿中丞、直史馆、判官告院、权开封府推官臣苏轼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：臣近者不度愚贱，辄上封章言买灯事。自知渎犯天威，罪在不赦，席藁私室，以待斧钺之诛。而侧听逾旬，威命不至，问之府司，则买灯之事，寻已停罢。乃知陛下不惟赦之，又能听之，惊喜过望，以至感泣。何者？改过不吝，从善如流，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。顾此买灯毫发之失，岂能上累日月之明，而陛下翻然改命，曾不移刻，则所谓智出天下，而听于至愚，威加四海，而屈于匹夫。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，可与为汤武，可与富民而措刑，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。有君如此，其忍负之。惟当披露腹心，捐弃肝脑，尽力所至，不知其它。乃者，臣亦知天下之事，有大于买灯者矣，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，盖未信而谏，圣人不与，交浅言深，君子所戒，是以试论其小者，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。今陛下果赦而不诛，则是既已许之矣，许而不言，臣则有罪，是以愿终言之。臣之所欲言者三，愿陛下结人心、厚风俗、存纪纲而已。人莫不有所恃，人臣恃陛下之命，故能役使小民，恃陛下之法，故能胜服强暴。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？《书》曰：「予临兆民，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」。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。聚则为君民，散则为仇雠，聚散之间，不容毫釐。故天下归往谓之王，人各有心谓之独夫。由此观之，人主之所恃者，人心而已。人心之于人主也，如木之有根，如灯之有膏，如鱼之有水，如农夫之有田，如商贾之有财。木无根则槁，灯无膏则灭，鱼无水则死，农夫无田则饥，商贾无财则贫，人主失人心则亡。此必然之理，不可逭之灾也。其为可畏，从古以然。茍非乐祸好亡，狂易丧志，则孰敢肆其胸臆，轻犯人心？昔子产焚《载书》以弭众言，赂伯石以安巨室，以为众怒难犯，专欲难成。而子夏亦曰：「信，而后劳其民；未信，则以为厉己也」。唯商鞅变法，不顾人言，虽能骤致富强，亦以召怨天下，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，见刑而不见德，虽得天下，旋踵而失也。至于其身，亦卒不免，负罪出走，而诸侯不纳，车裂以徇，而秦人莫哀。君臣之间，岂愿如此。宋襄公虽行仁义，失众而亡。田常虽不义，得众而强。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，先观众心之向背。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，而众之所乐，则国以乂安。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，而势有不可，则反为危辱。自古及今，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，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。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。中外之人，无贤不肖，皆言祖宗以来，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，经今百年，未尝阙事。今者无故又创一司，号曰制置三司条例。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，使者四十馀辈，分行营干于外，造端宏大，民实惊疑，创法新奇，吏皆惶惑。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，未免于忧；小人则以其意而度朝廷，遂以为谤。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，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，商贾不行，物价腾踊。近自淮甸，远及川蜀，喧传万口，论说百端。或言京师正店，议置监官，夔路深山，当行酒禁，拘收僧尼常住，减刻兵吏廪禄，如此等类，不可胜言。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，斯言一出，民且狼顾。陛下与二三大臣，亦闻其语矣。然而莫之顾者，徒曰我无其事，又无其意，何恤于人言。夫人言虽未必皆然，而疑似则有以致谤。人必贪财也，而后人疑其盗；人必好色也，而后人疑其淫。何者？未置此司，则无此谤，岂去岁之人皆忠厚，而今岁之人皆虚浮？孔子曰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。又曰：「必也正名乎」。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，有其名而辞其意，虽家置一喙以自解，市列千金以购人，人必不信，谤亦不止。夫制置三司条例司，求利之名也。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，求利之器也。驱鹰犬而赴林薮，语人曰，我非猎也，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。操网罟而入江湖，语人曰，我非渔也，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。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，复人心而安国本，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。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，不过以兴利除害也。使罢之而利不兴，害不除，则勿罢。罢之而天下悦，人心安，兴利除害，无所不可，则何苦而不罢。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，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，事若不由中书，则是乱世之法，圣君贤相，夫岂其然。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，熟议不免使宰相，则此司之设，无乃冗长而无名。智者所图，贵于无迹。汉之文、景，《纪》无可书之事，唐之房、杜，《传》无可载之功，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、景，言贤者与房、杜。盖事已立而迹不见，功已成而人不知。故曰：善用兵者，无赫赫之功。岂惟用兵，事莫不然。今所图者，万分未获其一也，而迹之布于天下，已若泥中之斗兽，亦可谓拙谋矣。陛下诚欲富国，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，而陛下与二三大臣，孜孜讲求，磨以岁月，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。但恐立志不坚，中道而废。孟子有言：「其进锐者其退速」。若有始有卒，自可徐徐，十年之后，何事不立。孔子曰：「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」。使孔子而非圣人，则此言亦不可用。《书》曰：「谋及卿士，至于庶人，翕然大同，乃底元吉」。若违多而从少，则静吉而作凶。今上自宰相大臣，既已辞免不为，则外之议论，断亦可知。宰相，人臣也，且不欲以此自污，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，非臣愚之所识也。君臣宵旰，几一年矣，而富国之效，茫如捕风，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，祠部度五千馀人耳。以此为术，其谁不能。且遣使纵横，本非令典。汉武遣绣衣直指，桓帝遣八使，皆以守宰狼藉，盗贼公行，出于无术，行此下策。宋文帝元嘉之政，比于文、景，当时责成郡县，未尝遣使。及至孝武，以为郡县迟缓，始命台使督之，以至萧齐，此弊不革。故景陵王子良上疏，极言其事，以为此等朝辞禁门，情态即异，暮宿村县，威福便行，驱追邮传，折辱守宰，公私劳扰，民不聊生。唐开元中，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斐宽等二十九人，并摄御史，分行天下，招携户口，检责漏田。时张说、杨玚、皇甫璟、杨相如皆以为不便，而相继罢黜。虽得户八十馀万，皆州县希旨，以主为客，以少为多。及使百官集议都省，而公卿以下，惧融威势，不敢异辞。陛下试取其《传》而读之，观其所行，为是为否？近者均税宽恤，冠盖相望，朝廷亦旋觉其非，而天下至今以为谤。曾未数岁，是非较然。臣恐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且其所遣，尤不适宜。事少而员多，人轻而权重。夫人轻而权重，则人多不服，或致侮慢以兴争。事少而员多，则无以为功，必须生事以塞责。陛下虽严赐约束，不许邀功，然人臣事君之常情，不从其令而从其意。今朝廷之意，好动而恶静，好同而恶异，指趣所在，谁敢不从。臣恐陛下赤子，自此无宁岁矣。至于所行之事，行路皆知其难。何者？汴水浊流，自生民以来，不以种稻。秦人之歌曰：「泾水一石，其泥数斗。且溉且粪，长我禾黍」。何尝言长我粳稻耶？今欲陂而清之，万顷之稻，必用千顷之陂，一岁一淤，三岁而满矣。陛下遽信其说，即使相视地形，万一官吏茍且顺从，真谓陛下有意兴作，上糜帑廪，下夺农时，堤防一开，水失故道，虽食议者之肉，何补于民。天下久平，民物滋息，四方遗利，盖略尽矣。今欲凿空访寻水利，所谓即鹿无虞。岂惟徒劳，必大烦扰。凡有擘画利害，不问何人，小则随事酬劳，大则量才录用。若官私格沮，并重行黜降，不以赦原，若材力不办兴修，便许申奏替换，赏可谓重，罚可谓轻。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工役，当得何罪。如此，则妄庸轻剽，浮浪奸人，自此争言水利矣。成功则有赏，败事则无诛。官司虽知其疏，岂可便行抑退。所在追集老少，相视可否，吏卒所过，鸡犬一空。若非灼然难行，必须且为兴役。何则？格沮之罪重，而误兴之过轻。人多爱身，势必如此。且古陂废堰，多为侧近冒耕，岁月既深，已同永业，茍欲兴复，必尽追收，人心或摇，甚非善政。又有好讼之党，多怨之人，妄言某处可作陂渠，规坏所怨田产，或指人旧业，以为官陂，冒佃之讼，必倍今日。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，何苦而行此哉。自古役人，必用乡户，犹食之必用五谷，衣之必用丝麻，济川之必用舟楫，行地之必用牛马，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，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。今者徒闻江浙之间，数郡雇役，而欲措之天下，是犹见燕晋之枣栗，岷蜀之蹲鸱，而欲以废五谷，岂不难哉。又欲官卖所在坊场，以充衙前雇直，虽有长役，更无酬劳，长役所得既微，自此必渐衰散，则州郡事体，憔悴可知。士大夫捐亲戚，弃坟墓，以从宦于四方者，宣力之馀亦欲取乐，此人之至情也。若凋弊太甚，厨传萧然，则似危邦之陋风，恐非太平之盛观。陛下诚虑及此，必不肯为。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，军法莫严于逃窜，禁军三犯，厢军五犯，大率处死。然逃军常半天下，不知雇人为役，与厢军何异。若有逃者，何以罪之，其势必轻于逃军，则其逃必甚于今日，为其官长，不亦难乎？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，然而所雇逃亡，乡户犹任其责。今遂欲于两税之外，另立一科，谓之庸钱，以备官雇。则雇人之责，官所自任矣。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，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，以定两税之额，则是租调与庸，两税既兼之矣。今两税如故，柰何复欲取庸。圣人之立法，必虑后世，岂可于两税之外，别出科名哉！万一不幸，后世有多欲之君，辅之以聚歛之臣，庸钱不除，差役仍旧，使天下怨讟，推所从来，则必有任其咎者矣。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，与乡户均役，品官形势之家，与齐民并事。其说曰：「《周礼》田不耕者出屋粟，宅不毛者有里布。而汉世宰相之子，不免戍边」。此其所以藉口也。古者官养民，今者民养官。给之以田而不耕，劝之以农而不力，于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。今民无以为生，去为商贾，事势当尔，何名役之。且一岁之戍，不过三日，三日之雇，其直三百。今世三大户之役，自公卿以降，毋得免者，其费岂特三百而已。大抵事若可行，不必皆有故事。若民所不悦，俗所不安，纵有经典明文，无补于怨。若行此二者，必怨无疑。女户单丁，盖天民之穷者也。古之王者，首务恤此。而今陛下首欲役之，此等茍非户将绝而未亡，则是家有丁而尚幼，若假之数岁，则必成丁而就役，老死而没官。富有四海，忍不加恤。孟子曰：「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」？《春秋》书「作丘甲」、「用田赋」，皆重其始为民患也。青苗放钱，自昔有禁。今陛下始立成法，每岁常行，虽云不许抑配，而数世之后，暴君污吏，陛下能保之欤？异日天下恨之，国史记之曰，青苗钱自陛下始，岂不惜哉！且东南买绢，本用见钱，陕西粮草，不许折兑，朝廷既有著令，职司又每举行。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，粮草未尝不折钞，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，亦是空文。只如治平之初，拣刺义勇，当时诏旨慰谕，明言永不戍边，著在简书，有如盟约。于今几日，议论已摇，或以代还东军，或欲抵换弓手，约束难恃，岂不明哉。纵使此令决行，果不抑配，计其间愿请之户，必皆孤贫不济之人，家若自有赢馀，何至与官交易。此等鞭挞已急，则继之逃亡，逃亡之馀，则均之邻保。势有必至，理有固然。且夫常平之为法也，可谓至矣，所守者约，而所及者广。借使万家之邑。止有千斛，而谷贵之际，千斛在市，物价自平。一市之价既平，一邦之食自足，无操瓢乞丐之弊，无里正催驱之劳。今若变为青苗，家贷一斛，则千户之外，孰救其饥？且常平官钱，常患其少，若尽数收籴，则无借贷，若留充借贷，则所籴几何，乃知常平青苗，其势不能两立，坏彼成此，所丧愈多，亏官害民，虽悔何逮。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，则必亦问人，人知陛下方欲力行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。以臣愚见，恐未可凭。何以明之？臣顷在陕西，见刺义勇，提举诸县，臣尝亲行，愁怨之民，哭声振野。当时奉使还者，皆言民尽乐为。希合取容，自古如此。不然，则山东之盗，二世何缘不觉？南诏之败，明皇何缘不知？今虽未至于此，亦望陛下审听而已。昔汉武之世，财力匮竭，用买人桑弘羊之说，买贱卖贵，谓之均输。于时商贾不行，盗贼滋炽，几至于乱。孝昭既立，学者争排其说，霍光顺民所欲，从而予之，天下归心，遂以无事。不意今者此论复兴。立法之初，其说尚浅，徒言徙贵就贱，用近易远。然而广置官属，多出缗钱，豪商大贾，皆疑而不敢动，以为虽不明言贩卖，然既已许之变易，变易既行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，未之闻也。夫商贾之事，曲折难行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，其卖也后期而取直，多方相济，委曲相通，倍称之息，由此而得。今官买是物，必先设官置吏，簿书廪禄，为费已厚，非良不售，非贿不行，是以官买之价，比民必贵，及其卖也，弊复如前，商贾之利，何缘而得。朝廷不知虑此，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。此钱一出，恐不可复。纵使其间薄有所获，而征商之额，所损必多。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，不告其主，而以一牛易五羊。一牛之失，则隐而不言，五羊之获，则指为劳绩。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，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，何以异此？陛下天机洞照，圣略如神，此事至明，岂有不晓？必谓已行之事，不欲中变，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，用人不终，是以迟留岁月，庶几万一，臣窃以为过矣。古之英主，无出汉高。郦生谋挠楚权，欲复六国，高祖曰善，趣刻印，及闻留侯之言，吐哺而骂之曰，趣销印。夫称善未几，继之以骂，刻印、销印，有同儿戏。何尝累高祖之知人，适足明圣人之无我。陛下以为可而行之，知其不可而罢之，至圣至明，无以加此。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，难与虑始，故劝陛下坚执不顾，期于必行。此乃战国贪功之人，行险侥倖之说，陛下若信而用之，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，持空名而邀实祸，未及乐成，而怨已起矣。臣之所愿结人心者，此之谓也。士之进言者，为不少矣，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、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？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，在道德之浅深，不在乎强与弱；历数之所以长短者，在风俗之厚薄，不在乎富与贫。道德诚深，风俗诚厚，虽贫且弱，不害于长而存。道德诚浅，风俗诚薄，虽强且富，不救于短而亡。人主知此，则知所轻重矣。是以古之贤君，不以弱而忘道德，不以贫而伤风俗，而智者观人之国，亦以此而察之。齐至强也，周公知其后必有篡弑之臣。卫至弱也，季子知其后亡。吴破楚入郢，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。晋武既平吴，何曾知其将乱。隋文既平陈，房乔知其不久。元帝斩郅支，朝呼韩，功多于武、宣矣，偷安而王氏之衅生。宣宗收燕赵，复河湟，力强于宪、武矣，消兵而庞勋之乱起。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，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。使陛下富如隋，强如秦，西取灵武，北取燕蓟，谓之有功可也，而国之长短，则不在此。夫国之长短，如人之寿夭，人之寿夭在元气，国之长短在风俗。世有豗羸而寿考，亦有盛壮而暴亡。若元气犹存，则豗羸而无害。及其已耗，则盛壮而愈危。是以善养生者，慎起居，节饮食，导引关节，吐故纳新。不得已而用药，则择其品之上、性之良，可以久服而无害者，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。不善养生者，薄节慎之功，迟吐纳之效，厌上药而用下品，伐真气而助强阳，根本已空，僵仆无日。天下之势，与此无殊。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，如护元气。古之圣人，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，勇悍之夫可以集事，忠厚近于迂阔，老成初若迟钝。然终不肯以彼而易此者，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。曹参，贤相也，曰慎无扰狱市。黄霸，循吏也，曰治道去泰甚。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，安笑曰，秦用法吏，二世而亡。刘晏为度支，专用果锐少年，务在急速集事，好利之党，相师成风。德宗初即位，擢崔祐甫为相。祐甫以道德宽大，推广上意，故建中之政，其声翕然，天下想望，庶几贞观。及卢杞为相，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，驯致浇薄，以及播迁。我仁祖之驭天下也，持法至宽，用人有叙，专务掩覆过失，未尝轻改旧章。然考其成功，则曰未至，以言乎用兵，则十出而九败，以言乎府库，则仅足而无馀。徒以德泽在人，风俗知义。是以升遐之日，天下如丧考妣，社稷长远，终必赖之。则仁祖可谓知本矣。今议者不察，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，事不振举，乃欲矫之以苛察，齐之以智能，招来新进勇锐之人，以图一切速成之效，未享其利，浇风已成。且大时不齐，人谁无过，国君含垢，至察无徒。若陛下多方包容，则人材取次可用，必欲广置耳目，务求瑕疵，则人不自安，各图茍免，恐非朝廷之福，亦岂陛下所愿哉。汉文欲拜虎圈啬夫，释之以为利口伤俗，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，以应对迟钝而退人，以虚诞无实为能文，以矫激不仕为有德，则先王之泽，遂将散微。自古用人，必须历试。虽有卓异之器，必有已成之功，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，事不轻作，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，人自无辞。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，而诸葛亮忧其不可，以为忠之名望，素非关、张之伦，若班爵遽同，则必不悦，其后关羽果以为言。以黄忠豪勇之姿，以先主君臣之契，尚复虑此，况其他乎，世常谓汉文不用贾生，以为深恨。臣尝推究其旨，窃谓不然。贾生固天下之奇才，所言亦一时之良策。然请为属国欲以系单于，则是处士之大言，少年之锐气。昔高祖以三十万众，困于平城，当时将相群臣，岂无贾生之比，三表五饵，人知其疏，而欲以困中行说，尤不可信矣。兵，凶器也，而易言之，正如赵括之轻秦，李信之易楚。若文帝亟用其说，则天下殆将不安。使贾生尝历艰难，亦必自悔其说，施之晚岁，其术必精，不幸丧亡，非意所及。不然，文帝岂弃材之主，绛，灌岂蔽贤之士。至于晁错，尤号刻薄，文帝之世，止于太子家令，而景帝既立，以为御史大夫，申屠嘉贤相，发愤而死，纷更政令，天下骚然。及至七国发难，而错之术亦穷矣。文、景优劣，于斯可见。大抵名器爵禄，人所奔趋，必使积劳而后迁，以明持久而难得。则人各安其分，不敢躁求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，使有意外之得，公卿侍从，跬步可图，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倖自名，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恨。使天下常调，举生妄心，耻不若人，何所不至，欲望风俗之厚，岂可得哉？选人之改京官，常须十年以上。荐更险阻，计析毫釐。其间一事聱牙，常至终身沦弃。今乃以一言之荐，举而与之，犹恐未称，章服随至。使积劳久次而得者，何以厌服哉？夫常调之人，非守则令，员多阙少，久已患之，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进。若巧者侵夺已甚，则拙者迫怵无聊，利害相形，不得不察。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，而巧佞之士益多。惟陛下重之惜之，哀之救之。如近日三司献言，使天下郡选一人，催驱三司文字，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，则数年之后，审官吏部，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，常调待次，不其愈难，此外勾当发运均输，按行农田水利，已振监司之体，各怀进用之心，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，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，相胜以力，相高以言，而名实乱矣。惟陛下以简易为法，以清净为心，使奸无所缘，而民德归厚。臣之所愿厚风俗者，此之谓也。古者建国，使内外相制，轻重相权。如周如唐，则外重而内轻。如秦如魏，则外轻而内重。内重之弊，必有奸臣指鹿之患。外重之弊，必有大国问鼎之忧。圣人方盛而虑衰，常先立法以救弊。我国家租赋籍于计省，重兵聚于京师，以古揆今，则似内重。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，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。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，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。历观秦、汉以及五代，谏诤而死，盖数百人。而自建隆以来，未尝罪一言者，纵有薄责，旋即超升，许以风闻，而无官长，风采所系，不问尊卑。言及乘舆，则天子改容；事关廊庙，则宰相待罪。故仁宗之世，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。圣人深意，流俗岂知。台谏固未必皆贤，所言亦未必皆是，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，岂徒然哉，将以折奸臣之萌，而救内重之弊也。夫奸臣之始，以台谏折之而有馀；及其既成，以干戈取之而不足。今法令严密，朝廷清明，所谓奸臣，万无此理。然而养猫所以去鼠，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。畜狗所以防奸，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。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，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，朝廷纪纲，孰大于此？臣自幼小所记，及闻长老之谈，皆谓台谏所言，常随天下公议，公议所与，台谏亦与之，公议所击，台谏亦击之。及至英庙之初，始建称亲之议，本非人主大过，亦无礼典明文，徒以众心未安，公议不允，当时台谏，以死争之。今者物论沸腾，怨讟交至，公议所在，亦可知矣，而相顾不发，中外失望。夫弹劾积威之后，虽庸人亦可奋扬；风采消委之馀，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。臣恐自兹以往，习惯成风，尽为执政私人，以致人主孤立，纪纲一废，何事不生。孔子曰：「鄙夫可与事君也欤？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茍患失之，无所不至矣」。臣始读此书，疑其太过，以为鄙夫之患失，不过备位而茍容。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，则立二世以亡秦，卢杞忧李怀光之数其恶，则误德宗以再乱。其心本生于患失，而其祸乃至于丧邦。孔子之言，良不为过。是以知为国者，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，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。若平居尚不能一言，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？人臣茍皆如此，天下亦曰殆哉。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，和如和羹，同如济水。孙宝有言：「周公上圣，召公大贤，犹不相悦，著于经典。两不相损」。晋之王导，可谓元臣，每与客言，举坐称善，而王述不悦，以为人非尧舜，安得每事尽善，导亦歛衽谢之。若使言无不同，意无不合，更唱迭和，何者非贤。万一有小人居其间，则人主何缘知觉。臣之所愿存纪纲者，此之谓也。臣非敢历诋新政，苟为异论，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、刊定任子条式、修完器械、阅习鼓旗，皆陛下神算之至明，乾刚之必断，物议既允，臣安敢有词。至于所献之三言，则非臣之私见，中外所病，其谁不知。昔禹戒舜曰：「无若丹朱傲，惟慢游是好」。舜岂有是哉！周公戒成王曰：「毋若商王受之迷乱，酗于酒德」。成王岂有是哉！周昌以汉高为桀、纣，刘毅以晋武为桓、灵，当时人君，曾莫之罪，而书之史册，以为美谈。使臣所献三言，皆朝廷未尝有此，则天下之幸，臣与有焉。若有万一似之，则陛下安可不察。然而臣之为计，可谓愚矣。以蝼蚁之命，试雷霆之威，积其狂愚，岂可数赦，大则身首异处，破坏家门，小则削籍投荒，流离道路。虽然，陛下必不为此，何也？臣天赋至愚，笃于自信。向者与议学校贡举，首违大臣本意，已期窜逐，敢意自全。而陛下独然其言，曲赐召对，从容久之，至谓臣曰：「方今政令得失安在，虽朕过失，指陈可也」。臣即对曰：「陛下生知之性，天纵文武，不患不明，不患不勤，不患不断，但患求治太速，进人太锐，听言太广」。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。陛下领之曰：「卿所献三言，朕当熟思之」。臣之狂愚，非独今日，陛下容之久矣。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，恃此而言，所以不惧。臣之所惧者，讥刺既众，怨仇实多，必将诋臣以深文，中臣以危法，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，岂不殆哉。死亡不辞，但恐天下以臣为戒，无复言者，是以思之经月，夜以继昼，表成复毁，至于再三。感陛下听其一言，怀不能已，卒吐其说。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，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。